生命科学   2017, Vol. 29 Issue (9): 816-822.  DOI: 10.13376/j.cbls/2017111.
0

引用本文 [复制中英文]

骆菲菲, 王月弟, 储以微. 基于肿瘤抗原特异性的T细胞免疫治疗. 生命科学, 2017, 29(9): 816-822. DOI: 10.13376/j.cbls/2017111.
[复制中文]
LUO Fei-Fei, WANG Yue-Di, CHU Yi-Wei. Tumor antigen-specific T cell immunotherapy. Chinese Bulletin of Life Sciences, 2017, 29(9): 816-822. DOI: 10.13376/j.cbls/2017111.
[复制英文]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570892,31400772)

作者简介

储以微,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复旦大学生物治疗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免疫学会常务理事,兼女科学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基础免疫分会副主任委员,肿瘤免疫治疗分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免疫学会副理事长,兼感染免疫专业主任委员。

主要从事肿瘤免疫与免疫生物治疗、炎癌转化的免疫学机制研究、调节性B细胞与自身免疫病作用机制研究。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和人才基金。在Cell ResearchHepatologyMucosal ImmunologyJournal of ImmunologyClinical Cancer Research等发表SCI收录论著100余篇,并获授权专利2项。《中国免疫学杂志》、《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等编委 。

通信作者

储以微, E-mail: yiweichu@fudan.edu.cn;Tel:86-21-54237324

文章历史

收稿日期:2017-02-14
基于肿瘤抗原特异性的T细胞免疫治疗
骆菲菲 , 王月弟 , 储以微     
(复旦大学生物治疗研究中心,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上海 200032)
摘要:肿瘤抗原特异性T细胞免疫治疗是基于适应性免疫应答理论的被动免疫疗法,近年来发展迅猛,以TIL、TCR-T、CAR-T以及BiTE为代表,已在临床试验中显现出可喜疗效,就其制备原理、安全性及应用前景作一综述。
关键词特异性T细胞    肿瘤抗原    基因修饰    肿瘤免疫治疗    
Tumor antigen-specific T cell immunotherapy
LUO Fei-Fei , WANG Yue-Di , CHU Yi-Wei     
(Biotherapy Research Center and Department of Immunology,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Tumor antigen-specific T cell immunotherapy is a passive immunotherap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s, which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TIL, TCR-T, CAR-T and BiTE as examples of these immunotherapies have produced impressive results in the clinical trials.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preparation principle, safety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tumor antigen-specific T cell immunotherapy.
Key words: antigen-specific T cell    tumor antigen    gene modification    tumor immunotherapy    

免疫治疗肿瘤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后期,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直到近二十年才引起充分重视[1],尤其2013年Science将免疫细胞CAR-T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治疗肿瘤评为突破性进展,列于首位[2],奠定了肿瘤免疫治疗的重要地位,该疗法即将成为肿瘤治疗中不可或缺的手段。

1 免疫细胞治疗肿瘤的理论基础和制备过程

免疫细胞治疗肿瘤的基本原理是指将自体或异体的免疫细胞体外经抗原或细胞因子刺激,或经基因工程改造后,使其具有肿瘤抗原特异性,再进一步经体外扩增后制成的细胞制剂回输机体,以激活或增强机体针对特定肿瘤的特异性免疫功能。免疫细胞治疗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前者的代表是基于树突细胞荷载抗原的治疗性疫苗,后者通常有基于抗原特异性或非特异性免疫细胞的过继转输治疗,由于T淋巴细胞是公认的抗肿瘤中关键性的适应性免疫细胞,因而常以肿瘤抗原特异性T细胞为代表,本文主要介绍基于肿瘤抗原特异性的T细胞被动免疫疗法。

制备肿瘤抗原特异性T细胞的基本过程包括:(1)分离或诱导具有抗原特异性的T细胞。一般指从患者的肿瘤组织或血液或局部引流淋巴结中分离T淋巴细胞,体外通过特异性抗原或不同细胞因子刺激扩增得大量抗原特异性T细胞。或者从患者体内分离出T细胞后,通过基因工程的手段赋予其可识别肿瘤抗原的能力,如导入可识别肿瘤抗原的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 TCR)、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或双特异性抗体(bispecific antibody)等。(2)体外筛选并扩增有活性和特异性功能的T细胞,并对其进行安全性、有效性和毒理检测。(3)确定合理的细胞过继转输方案,通过静脉、瘤内注射等手段将制备的肿瘤抗原特异性T细胞按照合适的剂量转输到肿瘤患者体内(大多为自体细胞转输)。

2 基于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免疫治疗

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 TIL)治疗指分离患者肿瘤组织中的淋巴细胞,经体外不同细胞因子刺激,以培养扩增大量抗肿瘤活性淋巴细胞,主要为T细胞,再回输患者,实现免疫细胞治疗肿瘤。虽然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常与肿瘤细胞进行密切接触,携带有识别肿瘤抗原的信息,却囿于肿瘤微环境的免疫负性“土壤”,无法发挥其抗肿瘤效应。因而将其从肿瘤组织中分离出来,在体外正性“土壤”中培养扩增后再过继转输到患者体内发挥免疫效应。因此,TIL的治疗必须满足以下几个因素:(1)须有足够量的肿瘤组织,故常以实体瘤为治疗对象;(2)能够获得一定数量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且以效应细胞为主;(3)能体外高效扩增,且以特异性免疫细胞需要的环境(细胞因子等)为主。

1988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首次报道了TIL治疗肿瘤,20名黑色素瘤转移患者在环磷酰胺化疗后接受了TIL (剂量范围是1.1 × 1010~16.0 × 1010)联合IL-2治疗,11名患者出现短期应答,1人完全应答,其余10人均部分应答,毒副反应与单独使用IL-2类似,包括低血压、恶心和贫血,且均为一过性[3]。目前,TIL相关临床试验主要应用于黑色素瘤,其应答率29%~74%。TIL还被用于肾癌、卵巢癌、乳腺癌、肠癌、宫颈癌等。2014年,有报道将TIL应用于一位胆管癌肝肺转移的患者使其完全缓解[4]

近年来,研究者探索新方案以期增加TIL抗肿瘤治疗效果。首先,通过化放疗等可有效清除宿主体内调节性T细胞,上调血清细胞因子如IL-7、IL-15,以辅助TIL体内功能[5-6]。临床试验表明,该方法使TIL整体应答水平上升3%~23%[7]。其次,通过对比临床应答患者和无应答患者的TIL性状发现,TIL的端粒长度越长其在体内存活时间越长,且更有助于肿瘤消退[8]。因此,研究者尝试缩短TIL体外培养时间以保证TIL的端粒长度。结果发现,32名患者中4人完全应答、11人部分应答,应答率达48%。同时,对比无应答患者,有应答患者的TIL包含较高比例的CD8+ T细胞且TIL总数量也较多[9]。另一项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实施的临床试验再一次证实了上述结果,即应答与CD8+ T细胞比例呈正相关。而TIL释放IFN-γ的能力与患者应答并无相关性,提示TIL回输前的特异性反应检测并无必要性,从而为患者缩短了TIL制备至过继转输之间的时间[10]。但是,也有不同的实验结果提示,回输富集CD8+ TIL并不能有效提高疗效[11]。最后,高剂量IL-2 (720 000 IU/kg,每8小时)导致TIL治疗产生严重毒副反应。因此,有研究尝试使用低剂量IL-2 (2 000 000 IU/d,维持14 d)联合TIL治疗,结果发现,三分之一的患者获得完全应答[12]

研究表明,共抑制分子PD-1影响TIL对肿瘤杀伤效果,肿瘤组织浸润的CD8+及CD4+ T细胞上的PD-1表达明显高于其他T细胞,并且肿瘤微环境中高表达PD-L1及PD-L2[13-14]。因此,利用TIL联合PD-1的抗体治疗肿瘤,有两种治疗方式:一种是单独使用PD-1抗体再加上TIL,另外一种则是利用基因工程的手段将PD-1抗体导入到TIL中。新近研究发现,PD-1+TIL比PD-1-TIL对肿瘤细胞杀伤能力更强[15]

3 基于T细胞受体修饰T细胞的免疫治疗

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 TCR)是T细胞识别抗原的关键性分子,其多样性丰富,譬如αβTCR具有1016预识别外界抗原的能力。因此,将已知识别肿瘤抗原的TCR修饰患者T细胞(TCR-T)治疗肿瘤是被动免疫疗法中的重要手段。TCR-T是指通过基因工程技术,用已识别特定肿瘤抗原的TCR修饰T细胞,可使T细胞拥有预设抗原特异性,赋予T细胞识别杀伤肿瘤的能力。但是,由于功能性TCR过继转输体内后可能会通过各种胸腺耐受机制被清除或失能,将无法实现治疗的目的[16-17]。现有的一个策略是鉴定出功能性T细胞克隆, 进而克隆其异二聚体TCR,将其表达于异种来源T细胞表面,使之既可识别自身TCR又可识别外源转入TCR。最初研究是利用原核生物载体将小鼠T细胞TCR的α链和β链基因转入另一品系小鼠T细胞表面,使其携带2种来源的TCR分子[18];随后有实验室使用细胞融合或电转的方式转染TCR基因[19-20],这些成功结果说明,MHC限制性是可以被转移的,而逆转录病毒载体使这一过程更为高效。1998年,首次报道使用逆转录病毒将TCRζ直接表达于T细胞表面,同时利用一个CMV启动子控制TCRα的表达[19-20]。1999年,有研究使用逆转录病毒载体将一个分离自肿瘤局部淋巴细胞的HLA-A2限制性TCR转染入3种正常人T细胞内获得TCR-T细胞[21]。2001年,研究发现转染TCR的α链和β链的小鼠T细胞可以保护机体对抗肿瘤生长,甚至使机体产生了长期的免疫保护效应[24]。这些T细胞在体内聚集到肿瘤局部,受到抗原刺激后可显著扩增,进而发挥抗肿瘤效应。

TCR修饰T细胞治疗肿瘤患者的第一次成功报道于2006年,利用靶向MART-1的常规αβT细胞治疗黑色素瘤患者,15名患者中有2人获得部分应答[22]。之后,临床试验包括针对Gp100的TCR-T细胞治疗应用于黑色素瘤、针对CEA的TCR-T细胞治疗应用于肠癌、针对NY-ESO-1的TCR-T细胞治疗应用于多种肿瘤(多发性骨髓瘤、黑色素瘤、乳腺癌、卵巢癌、前列腺癌等),获得了19%~56%的临床反应率[26-29]

TCR-T细胞治疗解决了患者自身T细胞不能识别肿瘤抗原的难题,但它有毒副反应,主要集中于脱靶杀伤正常组织细胞,如MAGE-A3/A2-TCR-T脱靶杀伤MAGE-A12+脑神经细胞;MAGE-A3/ A1-TCR-T细胞脱靶杀伤Titin+心肌细胞;MART1-TCR-T脱靶杀伤正常黑色素细胞。随着科学家提出肿瘤新抗原的概念,这一问题目前有望被攻克。肿瘤新抗原(tumor neoantigen, Tn)是指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的体细胞突变(除了生殖系来源的突变),这些仅存在于肿瘤组织中的突变成为肿瘤新抗原。NCI的Rosenberg团队提出利用外显子测序将肿瘤组织中的体细胞突变分析分离出来,然后利用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 APC)提呈肿瘤新抗原,再筛选可以识别新抗原的T细胞,通过测序等手段得到可以识别新抗原的TCR序列,后利用慢病毒等系统将该TCR导入到T细胞中,大量扩增后回输到肿瘤患者体内,进行抗肿瘤治疗,该种方法可规避由于脱靶效应造成的毒副作用[30]

4 基于嵌合抗原受体修饰T细胞的免疫治疗

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expressing T cell, CAR-T cell)是直接将可以识别肿瘤抗原的基因(不仅限于TCR)转入T细胞中,同时又提供T细胞活化所需要的必需基因,赋予了CAR-T细胞识别肿瘤抗原并迅速活化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同时又规避了MHC的限制性。目前,CAR-T细胞主要应用于非实体瘤的治疗,尤其在急性白血病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上有着显著的疗效,被认为是最有前景的肿瘤治疗方式之一。CARs的结构主要由胞外抗原识别结构域、跨膜结构域和胞内信号转导结构域三部分组成。根据其胞内信号转导结构域的不同,CAR可被分为三代:第一代,胞内结构域仅包含CD3-ζ;第二代,胞内结构域包含CD3-ζ和一种共刺激分子结构域(CD28、4-1BB、CD134 (OX40)或ICOS等);第三代,胞内结构域包含CD3-ζ和两种共刺激分子结构域(CD28、4-1BB、CD134 (OX40)或ICOS等)[31-32]

1993年,Eshhar研究团队[33]首先提出通过CARs转染T细胞治疗肿瘤的方法,CARs的运用克服了TIL在肿瘤治疗中的困难。2003年,Sadelain研究团队首次证明共刺激信号参与维持CARs激活。外周血T淋巴细胞经遗传修饰表达CD19z-CAR,在IL-15参与的条件下,与CD19+CD80+APC共培养,体外增殖明显。这种CAR-T细胞转输SCID荷瘤小鼠体内后,既持续存在,又能迁移至肿瘤局部,并完全清除肿瘤[34]。2006年,Kowolik等[35]也研究发现,淋巴细胞被带有CD28共刺激信号的CAR修饰后,IL-2和IFN-γ的分泌水平显著增加,同时Bcl-xL抗凋亡蛋白的表达也明显增多。此外,在SCID小鼠中利用人的B细胞淋巴瘤Daudi细胞株构建了荷瘤小鼠模型,将CAR-T细胞转输,发现CAR-T细胞在荷瘤小鼠体内表现持久的生存能力和显著的抗肿瘤活性。另一项研究利用转染PSMA-CD80-4-1BBL-CAR的T淋巴细胞,转输SCID小鼠体内后,其表现出强烈的抗原提呈细胞非依赖的抗肿瘤免疫应答活性[36]。CD80和4-1BBL共刺激分子同时存在,可有效诱导T细胞快速活化增殖,进而清除肿瘤,延长小鼠生存时间[37]

CARs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首次令人瞩目的临床成功是2008年由Brenner研究团队报道的。他们利用GD-CAR-T细胞治疗儿童神经细胞瘤疗效显著。研究者利用EBV特异性T细胞作为CAR转染的靶细胞,转输患者体内,6个星期以后,仍然可以在患者的循环系统中检测到EBV特异性的CAR-T细胞。11位接受治疗的患者中,6位患者在治疗6个星期以后观察到肿瘤消退[38]

2010年,NCI的Rosenberg团队报告了一例利用CD19-28z-CAR治疗淋巴瘤患者。患者表现出CD19+淋巴瘤细胞清除,但是,这种效果是在外周血B细胞持续清除39周后才得以实现的,说明基于CAR的抗肿瘤治疗应用于临床仍存在许多潜在的风险[39]。2010年,Morgan等[40]报道了一例利用ErbB2-28-BBz-CAR转染的T细胞治疗结肠癌患者,致患者死亡的严重不良反应。经细胞转输治疗后,患者出现呼吸窘迫,尽管积极治疗,但5天后患者不治,检测发现肺组织存在大量CAR修饰T细胞浸润,这也是迄今为止的CAR-T淋巴细胞临床试验中,第一例严重不良事件。近来,有研究通过突变ErbB2部分序列降低其亲和力,使其仅识别高表达ErbB2的肿瘤细胞,而不识别低表达ErbB2的正常组织,并保留其体内杀伤能力,从而有效避免脱靶效应的发生[41]

201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une团队报道,利用CD19-BBz-CAR治疗慢性淋巴瘤患者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CD19-BBz-CAR-T细胞转输患者体内后,扩增到转输量的1 000倍,并持续存在于患者血液和骨髓内达6个月之久,骨髓中肿瘤抗原特异性免疫应答被检测到,同时伴随着正常B细胞和肿瘤细胞的消失,患者治疗10个月后,肿瘤完全消退[42]。2013年,该小组又利用CD19-BBz-CAR-T细胞治疗2位急性淋巴瘤儿童。两位患者虽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但其肿瘤在治疗初期都出现完全消退,其中一位患儿虽在治疗2个月后复发,但复发的肿瘤却为CD19阴性肿瘤。这一结果提示,在急性淋巴瘤中,还需要寻找别的靶点以彻底抵抗肿瘤复发[43]。2016年,该团队进一步报道了利用CD19-BBz-CAR-T细胞治疗一位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虽然该患者肿瘤CD19表达缺失,但在治疗12个月后,患者各项检查指标均显示肿瘤完全消退[44]

目前,由于特异性肿瘤抗原的缺乏和肿瘤抑制性免疫微环境的存在,CAR-T细胞治疗实体肿瘤进展缓慢。201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Beatty团队利用靶向Mesothelin的CAR-T细胞治疗间皮瘤,临床应答微弱。目前尚有靶向EGFRvIII和靶向VEGFR-2的CAR-T细胞治疗实体瘤处于临床实验阶段。此外,研究者尝试利用PD-1/PD-L1抗体、PD1-CD28转换抗体等联合CAR-T细胞治疗,以期通过抑制或逆转免疫抑制促进CAR-T细胞体内抗肿瘤效应的发挥[45]。201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une团队发现肿瘤细胞表面的MUC1蛋白有一种特殊的糖基化修饰,即MUC1蛋白上的Tn多糖,这类修饰不存在于正常细胞,但在癌细胞中非常丰富。该团队首次设计出靶向肿瘤表面糖抗原的CAR-T细胞,并且研究显示,该CAR-T细胞能够识别多种类型的癌细胞,如白血病、卵巢癌、乳腺癌和胰腺癌细胞等,但不会识别正常细胞,特异性高,已在动物模型中获得理想疗效[46]

5 基于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子的免疫治疗

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子(bispecific T-cell engagers, BiTE)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一种T细胞免疫治疗手段,该方法是把针对肿瘤抗原的单链抗体(single-chain antibody fragment, scFv)与针对T细胞表面分子(一般选择CD3)的scFv串联起来,表达成具有双抗原特异性的抗体组分,不仅拉近了T细胞与肿瘤细胞之间的距离,而且有效激活T细胞使其对肿瘤细胞产生直接杀伤。2014年12月3日,美国医药巨头安进公司推出的双特异性T细胞BiTE,命名为Blinatumomab,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上市,用于治疗费城染色体阴性(Ph-)复发性/难治性前体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从而成为美国第一个上市的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子(BiTEs)[47]。现在,美国已有十余种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子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主要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和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48-49],针对实体肿瘤也已有三种BiTE获批进入临床Ⅰ期试验[50]

近来,复旦大学生物治疗研究中心针对实体肿瘤,创新性地制备了由BiTEs修饰T细胞的CAR-T样细胞治疗技术。该技术开展了BiTE的设计、制备和功能研究,选择人T细胞表面分子CD3作为特异性T细胞抗原,构建针对CD3的单链单克隆抗体基因载体;选择表达在大部分腺癌(实体瘤)表面的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 HER2)作为肿瘤抗原靶标,构建针对HER2的单链单克隆抗体基因载体。同时,设计并筛选将2种单链单克隆抗体基因连接的衔接子(engager),组成了新型的特异性针对CD3和HER2分子的BiTE结构:αHER2/CD3 BiTE。将该BiTE电转至T淋巴细胞,对其功能进行体内外检测,发现该αHER2/CD3双特异性抗体不仅能促进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特异性杀伤,而且还能分泌到转染细胞外,在体液中帮助旁路T细胞和肿瘤细胞近距离接触,促使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此外,若将该双特异性抗体直接转染T细胞,也可以直接促成对表达HER2的肿瘤细胞的特异性杀伤,由此起到了一箭三雕的效应。利用BiTE修饰的T细胞,可持续性产生并分泌BiTE,克服了传统BiTE半衰期短、不可自我复制性、临床应用需多次反复注射、成本高和毒副反应强等弊端,神经毒理实验未发现任何病理和行为异常。相较于传统的CAR-T细胞治疗增加了体内杀伤方式和作用范围,从而有效增强抗肿瘤免疫效应[51]。该技术现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相关研究成果也已通过临床伦理审查并进入临床Ⅰ期试验阶段,准备在HER2表达的肿瘤患者内开展。

6 总结与展望

目前,利用T淋巴细胞治疗肿瘤主要包括TIL、TCR-T、CAR-T、BiTE这4种方式,均是利用了T细胞特异性识别肿瘤抗原而杀伤靶细胞这一原理。表 1列举了这4种手段的特点及应用。

表 1 肿瘤抗原特异性T细胞的特点及应用

现有细胞免疫抗肿瘤治疗已有许多令人鼓舞的报道,但仍有待进一步优化,以确保其治疗的有效性、安全性和可控性。特别是如何发现肿瘤新抗原;如何抵抗机体免疫抑制性微环境以增加其有效性;如何降低脱靶风险以减少毒副反应;如何质控个体化治疗等一系列问题仍存在巨大的挑战,未来的基础研究及临床试验也亟待开展。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综合治疗和学科交叉为抗肿瘤治疗带来了新希望。采用“扶正祛邪”联合策略,利用免疫细胞直接杀伤肿瘤同时予以免疫检验点抗体逆转抑制性肿瘤免疫微环境;通过最佳时间窗联合免疫治疗和传统放化疗的综合疗法;利用生物信息学大数据预测特异性肿瘤抗原以降低抗肿瘤治疗脱靶等都是未来抗肿瘤治疗的新方向。因此,我们坚信免疫治疗终将成为人类抗击肿瘤的有力武器。

[参考文献]

[1]
Rosenberg SA. A new era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based on the genes that encode cancer antigens. Immunity, 1999, 10: 281-7. DOI:10.1016/S1074-7613(00)80028-X
[2]
Couzin-Frankel J. Breakthrough of the year 2013. Cancer immunotherapy. Science, 2013, 342: 1432-3. DOI:10.1126/science.342.6165.1432
[3]
Dudley ME, Wunderlich JR, Yang JC, et al. Adoptive cell transfer therapy following non-myeloablative but lymphodepleting chemo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metastatic melanoma. J Clin Oncol, 2005, 23: 2346-57. DOI:10.1200/JCO.2005.00.240
[4]
Feldman SA, Assadipour Y, Kriley I, et al. Adoptive cell therapy--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T-cell receptors, and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s. Semin Oncol, 2015, 42: 626-39. DOI:10.1053/j.seminoncol.2015.05.005
[5]
Gattinoni L, Finkelstein SE, Klebanoff CA, et al. Removal of homeostatic cytokine sinks by lymphodepletion enhances the efficacy of adoptively transferred tumor-specific CD8+ T cells. J Exp Med, 2005, 202: 907-12. DOI:10.1084/jem.20050732
[6]
Wrzesinski C, Paulos CM, Kaiser A, et al. Increased intensity lymphodepletion enhances tumor treatment efficacy of adoptively transferred tumor-specific T cells. J Immunother, 2010, 33: 1-7. DOI:10.1097/CJI.0b013e3181b88ffc
[7]
Rosenberg SA, Yang JC, Sherry RM, et al. Durable complete responses in heavily pretreated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melanoma using T-cell transfer immunotherapy. Clin Cancer Res, 2011, 17: 4550-7. DOI:10.1158/1078-0432.CCR-11-0116
[8]
Zhou J, Shen X, Huang J, et al. Telomere length of transferred lymphocytes correlates with in vivo persistence and tumor regression in melanoma patients receiving cell transfer therapy. J Immunol, 2005, 175: 7046-52. DOI:10.4049/jimmunol.175.10.7046
[9]
Itzhaki O, Hovav E, Ziporen Y, et al. Establishment and large-scale expansion of minimally cultured " young"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for adoptive transfer therapy. J Immunother, 2011, 34: 212-20.
[10]
Radvanyi LG, Bernatchez C, Zhang M, et al. Specific lymphocyte subsets predict response to adoptive cell therapy using expanded autologous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in metastatic melanoma patients. Clin Cancer Res, 2012, 18: 6758-70. DOI:10.1158/1078-0432.CCR-12-1177
[11]
Dudley ME, Gross CA, Somerville RP, et al. Randomized selection design trial evaluating CD8+-enriched versus unselected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for adoptive cell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melanoma. J Clin Oncol, 2013, 31: 2152-9. DOI:10.1200/JCO.2012.46.6441
[12]
Ellebaek E, Iversen TZ, Junker N, et al. Adoptive cell therapy with autologous 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and low-dose interleukin-2 in metastatic melanoma patients. J Transl Med, 2012, 10: 169. DOI:10.1186/1479-5876-10-169
[13]
Dong H, Strome SE, Salomao DR, et al. Tumor-associated B7-H1 promotes T-cell apoptosis: a potential mechanism of immune evasion. Nat Med, 2002, 8: 793-800. DOI:10.1038/nm730
[14]
Ahmadzadeh M, Johnson LA, Heemskerk B, et al. Tumor antigen-specific CD8 T cells infiltrating the tumor express high levels of PD-1 and are functionally impaired. Blood, 2009, 114: 1537-44. DOI:10.1182/blood-2008-12-195792
[15]
Ye Q, Song DG, Poussin M, et al. CD137 accurately identifies and enriches for naturally occurring tumor-reactive T cells in tumor. Clin Cancer Res, 2014, 20: 44-55. DOI:10.1158/1078-0432.CCR-13-0945
[16]
Theobald M, Biggs J, Hernandez J, et al. Tolerance to p53 by A2.1-restricted cytotoxic T lymphocytes. J Exp Med, 1997, 185: 833-41. DOI:10.1084/jem.185.5.833
[17]
Molldrem JJ, Lee PP, Kant S, et al.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shapes host immunity by selective deletion of high-avidity leukemia-specific T cells. J Clin Invest, 2003, 111: 639-47. DOI:10.1172/JCI200316398
[18]
Dembic Z, Haas W, Weiss S, et al. Transfer of specificity by murine α and β T-cell receptor genes. Nature, 1986, 320: 232-8. DOI:10.1038/320232a0
[19]
Gabert J, Langlet C, Zamoyska R, et al. Reconstitution of MHC class Ⅰ specificity by transfer of the T cell receptor and Lyt-2 genes. Cell, 1987, 50: 545-4. DOI:10.1016/0092-8674(87)90027-4
[20]
Saito T, Weiss A, Miller J, et al. Specific antigen-Ia activation of transfected human T cells expressing murine Ti α β-human T3 receptor complexes. Nature, 1987, 325: 125-30. DOI:10.1038/325125a0
[21]
Pogulis RJ, Hansen MJ, Pease LR. Retroviral-mediated expression of an MHC class Ⅰ-restricted T cell receptor in the CD8 T cell compartment of bone marrow-reconstituted mice. Hum Gene Ther, 1998, 9: 2285-97. DOI:10.1089/hum.1998.9.15-2285
[22]
Pogulis RJ, Pease LR. A retroviral vector that directs simultaneous expression of α and β T cell receptor genes. Hum Gene Ther, 1998, 9: 2299-304. DOI:10.1089/hum.1998.9.15-2299
[23]
Clay TM, Custer MC, Sachs J, et al. Efficient transfer of a tumor antigen-reactive TCR to human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s confers anti-tumor reactivity. J Immunol, 1999, 163: 507-13.
[24]
Kessels HW, Wolkers MC, van den Boom MD, et al. Immunotherapy through TCR gene transfer. Nat Immunol, 2001, 2: 957-61. DOI:10.1038/ni1001-957
[25]
Morgan RA, Dudley ME, Wunderlich JR, et al. Cancer regression in patients after transfer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lymphocytes. Science, 2006, 314: 126-9. DOI:10.1126/science.1129003
[26]
Gulley JL, Arlen PM, Tsang KY, et al. Pilot study of vaccination with recombinant CEA-MUC-1-TRICOM poxviral-based vaccines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arcinoma. Clin Cancer Res, 2008, 14: 3060-9. DOI:10.1158/1078-0432.CCR-08-0126
[27]
Johnson LA, Morgan RA, Dudley ME, et al. Gene therapy with human and mouse T-cell receptors mediates cancer regression and targets normal tissues expressing cognate antigen. Blood, 2009, 114: 535-46. DOI:10.1182/blood-2009-03-211714
[28]
Robbins PF, Morgan RA, Feldman SA, et al. Tumor re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synovial cell sarcoma and melanoma using genetically engineered lymphocytes reactive with NY-ESO-1. J Clin Oncol, 2011, 29: 917-24. DOI:10.1200/JCO.2010.32.2537
[29]
Bilusic M, Heery CR, Arlen PM, et al. Phase Ⅰ trial of a recombinant yeast-CEA vaccine (GI-6207) in adults with metastatic CEA-expressing carcinoma. Cancer Immunol Immunother, 2014, 63: 225-34. DOI:10.1007/s00262-013-1505-8
[30]
Klebanoff CA, Rosenberg SA, Restifo NP. Prospects for gene-engineered T cell immunotherapy for solid cancers. Nat Med, 2016, 22: 26-36. DOI:10.1038/nm.4015
[31]
Guedan S, Chen X, Madar A, et al. ICOS-based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s program bipolar TH17/TH1 cells. Blood, 2014, 124: 1070-80. DOI:10.1182/blood-2013-10-535245
[32]
Long AH, Haso WM, Shern JF, et al. 4-1BB costimulation ameliorates T cell exhaustion induced by tonic signaling of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s. Nat Med, 2015, 21: 581-90. DOI:10.1038/nm.3838
[33]
Eshhar Z, Waks T, Gross G, et al. Specific activation and targeting of cytotoxic lymphocytes through chimeric single chains consisting of antibody-binding domains and the γ or ζ subunits of the immunoglobulin and T-cell receptor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3, 90: 720-4. DOI:10.1073/pnas.90.2.720
[34]
Brentjens RJ, Latouche JB, Santos E, et al. Eradication of systemic B-cell tumors by genetically targeted human T lymphocytes co-stimulated by CD80 and interleukin-15. Nat Med, 2003, 9: 279-86. DOI:10.1038/nm827
[35]
Kowolik CM, Topp MS, Gonzalez S, et al. CD28 costimulation provided through a CD19-specific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enhances in vivo persistence and antitumor efficacy of adoptively transferred T cells. Cancer Res, 2006, 66: 10995-1004. DOI:10.1158/0008-5472.CAN-06-0160
[36]
Stephan MT, Ponomarev V, Brentjens RJ, et al. T cell-encoded CD80 and 4-1BBL induce auto-and transcos-timulation, resulting in potent tumor rejection. Nat Med, 2007, 13: 1440-9. DOI:10.1038/nm1676
[37]
Zhong XS, Matsushita M, Plotkin J, et al.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s combining 4-1BB and CD28 signaling domains augment PI3kinase/AKT/Bcl-XL activation and CD8+ T cell-mediated tumor eradication. Mol Ther, 2010, 18: 413-20. DOI:10.1038/mt.2009.210
[38]
Pule MA, Savoldo B, Myers GD, et al. Virus-specific T cells engineered to coexpress tumor-specific receptors: persistence and antitumor activity in individuals with neuroblastoma. Nat Med, 2008, 14: 1264-70. DOI:10.1038/nm.1882
[39]
Kochenderfer JN, Wilson WH, Janik JE, et al. Eradication of B-lineage cells and regression of lymphoma in a patient treated with autologous T cells genetically engineered to recognize CD19. Blood, 2010, 116: 4099-102. DOI:10.1182/blood-2010-04-281931
[40]
Morgan RA, Yang JC, Kitano M, et al. Case report of a serious adverse event follow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T cells transduced with a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recognizing ERBB2. Mol Ther, 2010, 18: 843-51. DOI:10.1038/mt.2010.24
[41]
Liu X, Jiang S, Fang C, et al. Affinity-tuned ErbB2 or EGFR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s exhibit an increased therapeutic index against tumors in mice. Cancer Res, 2015, 75: 3596-607. DOI:10.1158/0008-5472.CAN-15-0159
[42]
Porter DL, Levine BL, Kalos M, et al.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modified T cells in chronic lymphoid leukemia. N Engl J Med, 2011, 365: 725-33. DOI:10.1056/NEJMoa1103849
[43]
Grupp SA, Kalos M, Barrett D, et al.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modified T cells for acute lymphoid leukemia. N Engl J Med, 2013, 368: 1509-18. DOI:10.1056/NEJMoa1215134
[44]
Garfall AL, Maus MV, Hwang WT, et al.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s against CD19 for multiple myeloma. N Engl J Med, 2015, 373: 1040-7. DOI:10.1056/NEJMoa1504542
[45]
Liu X, Ranganathan R, Jiang S, et al. A chimeric switch-receptor targeting PD1 augments the efficacy of second-generation CAR T cells in advanced solid tumors. Cancer Res, 2016, 76: 1578-90. DOI:10.1158/0008-5472.CAN-15-2524
[46]
Posey AD Jr, Schwab RD, Boesteanu AC, et al. Engineered CAR T cells targeting the cancer-associated Tn-glycoform of the membrane mucin MUC1 control adenocarcinoma. Immunity, 2016, 44: 1444-54. DOI:10.1016/j.immuni.2016.05.014
[47]
Stieglmaier J, Benjamin J, Nagorsen D. Utilizing the BiTE (bispecific T-cell engager) platform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Expert Opin Biol Ther, 2015, 15: 1093-9. DOI:10.1517/14712598.2015.1041373
[48]
Huehls AM, Coupet TA, Sentman CL. Bispecific T-cell engagers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 Immunol Cell Biol, 2015, 93: 290-6. DOI:10.1038/icb.2014.93
[49]
Kontermann RE, Brinkmann U. Bispecific antibodies. Drug Discov Today, 2015, 20: 838-47. DOI:10.1016/j.drudis.2015.02.008
[50]
Klinger M, Benjamin J, Kischel R, et al. Harnessing T cells to fight cancer with BiTE(R) antibody constructs--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mmunol Rev, 2016, 270: 193-208. DOI:10.1111/imr.12393
[51]
Luo F, Qian J, Yang J, et al. Bifunctional αHER2/CD3 RNA-engineered CART-like human T cells specifically eliminate HER2(+) gastric cancer. Cell Res, 2016, 26: 850-3. DOI:10.1038/cr.201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