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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31-1600/Q
ISSN:1004-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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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2004, (4): 247-
我的几次人生选择
何祚庥
1 做人、做事、做学问
      很高兴给大家讲讲“做人、做事、做学问”。听说,在我之前也有很多其他专家学者讲过这个题目。不过,像这样的题目多讲,重复讲,肯定不会错。因为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又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见《左传废骞?4年》)。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要对社会有贡献的话,首先要立德,也就是做人,其次立功,也就是做事,又其次立言,或者说做学问,就是写些文章和书留传给后代。所以,最重要的是做人,再次是做事,最后是做学问。
对于我来讲,是搞理论物理研究的,也就是做学问。不过,做学问的同时,也要讲究一个人尽可能地多做一点事情,而且也要研究一下怎么做人。虽然是以做学问为主,但起码做人还是需要的,而且首先要学会做人。
2 怎样“做人”?我以为最为重要的是认清时代,认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向,做时代的积极的推进者
     下面说一些我在年青时候怎样在前辈的教导下,逐步走向时代的前列。
      我出身在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祖上曾经做过官僚。江苏省扬州市有一个很著名的旅游景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何园”,就是我曾祖父修建的园林。后来家道中落,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心想通过个人奋斗,亦即学习现代科学技术,重振“家”业。
      我在解放前念的中学,是上海的一个著名的中学,南洋模范中学。中学时代,我是“死读书”的好学生,学习很用功,对数理化尤为钟爱,成绩也较好。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一方面学习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老师也常常偷偷给我们灌输抵抗日本侵略的思想,如学习“最后的一课”,用不着联系实际,大家都懂得为什么要学习这一课文。上海沦陷了,被日本人统治了,但是老师们个个都是坚持抗日的。日本人进了上海以后,大肆宣扬什么“大东亚共荣圈”,还有什么“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一堆谎话,呼吁进行 “大东亚”战争,亦即灌输“侵略有理”的思想,但老师们都是抵制的。汪精卫政权推行奴化教育,要大家学日文,我们那时候也同教师一起学日文。那时教日文的老师说,学英文是需要的,学日文也是需要的。现在的话,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可那时候不行,因为“谁去用功学日文,谁就是汉奸”。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学生学习都是很用功的,上课都很守纪律,就是到了学日文课的时候,大家就故意闹。后来教日文的老师也体会到学生们的反抗情绪,就放手不管!于是我们年年学日文,年年从字母学起,至今也没有学会日文字母。在课堂上,我们的老师常会给我们讲抗日战争的消息,爱国思想就是靠这样渗透的。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当时,汪精卫是大汉奸,手下第二大汉奸是陈公博。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公博也被枪毙了。陈公博当上上海市市长后,想要送他儿子到南洋模范中学(当时认为是最好的学校)学习。于是,他儿子来了。那时,南洋模范中学招生考试都考过了,上课也已上了一个月,突然新来一个同学,这很特殊的,因为南洋模范中学都是凭考试进去的。现在突然来了一位未经考试的同学,大家都特别关注,一打听,是陈公博的儿子。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老师也找他谈话,说我们这里的谈话你不好回去瞎说的。这样训他,吓得他说,我不过问政治,我无所谓。本来我们大家还都不知道他是大汉奸的儿子,老师这么一讲,我们全都知道他是大汉奸的儿子,就没人理睬他,这是非常自发的行为,不需要教师做工作,同学们就自动地不和他往来。他在南洋模范中学念了二三个月,实在是被孤立得没有味道了,就自已跑了。所以,尽管在我们朴素的心态当中,那时候对国家大事了解得比较少,但是对民族大义,从老师到学生都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我的家族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比我大6岁的堂兄何祚熙突然提出要离家从军,参加抗战。我的伯祖父因孙子年龄太小,不同意他去。我的堂兄说,我年纪小,读的书不多,爷爷读的书比我多得多。但是我多少也还懂得一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现在国家、民族到了存亡危急之秋,我们青年人怎能袖手旁观,不尽责任?我的伯祖父最终拗不过这些大道理,放他参军去了!后来成为我的家族中第一位共产党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主修化学(不是物理,后来才去念物理的)。那时,蒋介石来了。当时,蒋委员长威望极高,认为是抗战胜利的英雄。蒋委员长第一次到上海,的确是十万人夹道欢迎,都是自发的。因为,沦陷区的老百姓都认为抗战胜利是蒋介石抗战有功。但是,没隔多久,两种意见出现了,分歧出现了。本来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结果抗战结束后,不肯建国,要打内战,这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那时,还流行一个谜语:抗战胜利——打一中国古代名人。这个谜语很有意思,争议很大,结论不一。一种回答是:屈原。因为抗战胜利是原子弹投掷的结果,日本屈服于原子弹的压力。第二种回答是:苏武。认为原子弹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苏联红军摧毁了日本约150万人的关东军。可是抗日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如果把胜利归结为美国的或归结为苏联的功劳,总不太好。于是就出现了第三种回答:华雄,“关云长温酒斩华雄”的华雄。但立刻又有人反对,理由是中国人里有的是抗战的,有的是不抗战的,不能简单地说是华雄。于是立刻就有人回答说:蒋干。因为蒋介石能干。但此论一出,立刻就遭到人们反对,因为抗战时期的蒋委员长逃到峨嵋山,实在数不出有什么功劳!于是又有人说抗日胜利应该是老百姓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应该叫“共工”。有一个神话,《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1931年,毛泽东主席赋词说,“不周山下红旗乱”。毛主席认为共工氏是古代的英雄。所以有人提出答案应是共工。可这样一来,有人又反对说,这有为共产党作宣传的嫌疑!因为“共工”既可解释是老百姓共同的功劳,也可解释为共产党的功劳!总之,这个谜语出来以后,议论纷纷。本来,这个谜语是从重庆讨论起来的,然后传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后,上海的老百姓说,都不对,应该叫白胜,《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回目里的“白日鼠”白胜。也就是说抗战虽然胜利了,可胜利的果实老百姓没有享受到,抗日战争是白白地胜利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做人是跟时代有很大关系的。你对你所处的时代怎么看,你是不是跟上你所处的时代的步伐。中国的社会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你是给少数人干活,替少数人卖命,还是坚决地跟广大人民站在一边?这是做人应该搞清楚的最基本的道理。
      当时,我们曾激烈地争论:抗日胜利后,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应向何处去?抗战胜利后,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要打内战。我们都反对内战,因为一打内战,教育经费没了,我们生活也困难了。虽然反对,但内战还是在打。那时,举行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为此,我们进行了一场大讨论。那时,我住在上海交大宿舍里,十八个人一间的屋子,九张床排得密密麻麻的。那时电力紧张,九点半就要熄灯,年青学生九点半熄灯根本睡不着觉,可灯熄了,什么事也做不成,往床上一躺,就开始发表各种政治“高见”,自动进行政治学习。没有谁来组织。有人发表意见说,告诉你们一件事情,美国汽车横冲直撞,把谁撞伤了等等,一说到这样一件事情,马上就会有人表示赞成或反对。所以,我们寝室十八个人,天天晚上都开辩论会。辩论的主题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是共产党爱国爱民,还是国民党爱国爱民。这个讨论激烈地进行了一年。一年争论下来,最后大家共同认识到: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资本家,共产党才代表着广大工农群众,中国只有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道路,才是可行的。这是我们作学生的时候,大辩论的结果。
      中国应该走革命的道路,于是就有个问题出来了,那就是“我”该怎么办?我们在校的同学该怎么办?我们是上海交大化学系的学生,化学系有个传统的崇拜对象——居里夫人。发现镭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出版了一本书——《居里夫人传》,是居里夫人小女儿写的,翻译成中文,我们化学系的同学人手一册。书里说居里夫人年轻时有两个梦想,一个梦想是献身科学,还有一个梦想是解放波兰。波兰是被几个国家分割的,所以波兰的爱国人士都想恢复波兰,献身祖国。《居里夫人传》里说,居里夫人读书时,矛盾于两者之间,又愿意参加献身于祖国的活动,为解放波兰服务,又喜欢科学。最后大家都知道,居里夫人选择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后来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这件事,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既然认识到中国应该走革命的道路,那么“我”应该是献身科学呢,还是献身革命?这引发了我们宿舍里的第二场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一致认为走革命的道路,而不是献身科学。因为,当时中国太落后了,不像现在讲科教兴国,那时候讲科教兴国简直就是空话。我们毕业以后,要找个工作也很困难。我其实很喜欢物理,而且物理成绩要比化学好。为什么会选择念化学呢?很坦率地说,就是因为学化学容易找工作,而物理是找不到工作的。物理系毕业出来后,那时就只能教中学。不只我出来找不到工作,就连杨振宁,现在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南联大的高材生,他在西南联大毕业后,一时不能出国,也只能在中学里教教书,也就是教高中物理,如果是我就更困难了。当然,杨振宁在中学里教书有一个“副产品”,他后来结婚的对象是杨振宁教中学时他的学生,是杜聿铭将军的女儿。为什么居里夫人能够成为居里夫人?我们又一次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我仍然记得,住在我下铺的一个同学怪声怪气地说:“居里夫人之所以成为居里夫人,是因为有居里先生,没有居里先生,就没有居里夫人”。“我们这些男孩子上哪里去找一位居里先生”?居里夫人之所以能够留在法国继续做科学研究,说穿了,就是因为她嫁了居里先生。居里先生要比居里夫人大十五六岁,是学术地位很高的一位著名教授。居里夫人,你们看看照片就知道,是第一等的漂亮姑娘,科学研究能力又不错,所以居里教授就喜欢她了。如果不是嫁给居里先生,估计居里夫人在献身科学这件事上,即使有所成功,对社会也有贡献,但成功的几率可能极小。对我们来讲,当时若不走革命的道路,愿意走献身科学的道路,惟一的出路就是想法子留学美国。到了美国以后,也不见得能成功,只能打打杂。嘴里说为人民服务,说要走革命的道路,实际上对人民不会有很大的贡献。其中,也有极少数人献身科学取得了很大成绩,像杨振宁,李政道教授就是最有贡献的两位。但李政道就曾再三亲口跟我说,他对中国的革命、中国建设没有什么贡献,少宣传宣传他。所以,一个有志于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即使在学校里念书,但还是应该走革命的道路。问题是,这样的革命道路应该怎么走?现在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共产党统一了中国。可在1947年,谁知道共产党会取胜呢?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国民党的军队是四百多万,而共产党的军队只有一百多万,虽然共产党打了一些胜仗,国民党打了一些败仗,可要把四百万的军队,全都吃掉,估计不大可能。所以,我们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南北朝。国共两党或者以黄河分界或是以淮河分界,也许按长江分界。但那时我们根本不敢想是按长江分界,而是想要以黄河分界或是以淮河分界。总之,不论怎么分界,北平、天津总是在共产党区域内的。我喜欢共产党,一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北平招生,就急急忙忙从交通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这一改变影响是很大的,第一是我改行学物理了,没有这个改变,我就不会成为理论物理学家了;第二,到清华的第二天,就有一位我在中学时代的同学,介绍我在清华参加了地下青年团(当时的名称是民主青年同盟),两个月后,又参加了地下党。坦率地说,那时参加地下党,其实什么也不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入了党,就要准备献身,准备牺牲。既然我选择了走革命的道路,就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这一边。
      这就是我的年轻时代。所以我说,做人的一个基本道理首先是必须认清时代,认清时代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向而前进的。在选择如何做人的问题上,就是必须坚决地站在广大人民这一边。你是在为少数人奋斗,还是在为大多数人奋斗,这是做人最基本的一条。你可以学汪精卫,可以学陈公博。汪精卫在抗战未结束前就死了,所以未受到人民的惩罚,陈公博做了替死鬼。但是历史的判决:汪精卫是大汉奸!所以我告诉各位,做人得首先分清是非,分清什么是跟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什么是跟少数人站在一起。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年轻时就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3 怎样既“做人”又“做事”又“做学问”
      如果说,在革命胜利以前,献身革命和献身科学是互相矛盾的话,到了解放后,这一矛盾就将大为缓解。但在建设时期,仍然会有一个“做人”和“做事”,“做学问”的关系的问题。举个例子。1956年,我被调到核工业部参加原子能的研究工作。当时,中国的政策是比较“左”的,我虽然解放前加入了地下党,可是出身成分不好。解放前,贫下中农是没有钱上大学的,能够上上海交通大学,还能够转学到清华大学物理系,反正家里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最好的成分是大学教授。虽然我参加了地下党,但是象原子弹、氢弹这样重要的工作只能由工农兵来担任。那时候,虽然我被调到了原子能部门工作,但只是叫我做一些“外围”的工作,如基本粒子研究。但是我毕竟还是受到信任中的一位,1959年,核工业部把我送到苏联联合研究所从事粒子理论的研究。初出去时,中国跟苏联还很友好,没隔多久,中国就跟苏联闹翻了,苏联就对我们不友好了。这时就面临一个考验:你是站在中国这一边,还是站在苏联这一边。同学们,不要以为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我们有一些在苏联的留学生就经不起考验,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可是,我们在那里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捍卫中国人民利益的。我们和苏方作了坚决的斗争,最后有些人还被赶了回来,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中国核武器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本来苏方是答应援助中国共产党搞原子弹,提供原子弹样品,结果背信弃义,撕毁协定。这方面故事有很多很多!我们至今还记得:当中苏关系破裂后,苏方总顾问在撤离前埋怨中方不该得罪苏方,说“离开我们的援助,你们十五年也休想搞出原子弹”!那时,我们在苏联,一方面和苏方进行激烈地辩论,捍卫祖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当我们听到苏方把专家撤退后,也就深感我们肩头即将承担的责任。既然苏方大量撤退专家,那末国内必将大量缺乏技术人员;如果国内需要技术人员的话,我们这些在苏联联合研究所工作的人将随时听从祖国召唤,回国参加实际工作。那时,我们就打了个报告,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所以我还记得大概的内容。为什么在报告中只说“将随时听从祖国召唤,参加实际工作”呢?这里有一个“避嫌”的问题,我们这些人出身成分不好!但是,这份报告送上去后,几位领导马上表示支持,所以,一个月后,我就回国了。
      那时,我们在苏联拿的工资十倍于当时在国内的收入。回国后,我拿的工资也比较高,一百元人民币,而那时在苏联拿到的卢布是抵得上上千元人民币的。所以,这是一种考验,“做人”,就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人民。当时,签名的有周光召院士,他是后来科学院的院长,于敏院士等等,当然还加上我。我们陆陆续续被调了回来,先后参加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时大家憋住一口气,无论如何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要把氢弹搞出来。
      中国原子弹的建造是从1954年底开始决策的。毛主席与周恩来抗美援朝期间深感原子弹的威慑力。杜鲁门说,美国要用原子弹了,无论真假,在朝鲜战场上的彭德怀就紧张一番。深挖洞,广积粮。原子弹来了,地面上无法抵抗,只能钻到地底下去。每当人家威胁一次,我们部队就调整一次,深感没有原子弹的苦恼。因此,尽管在中国又穷又破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是毅然决定要搞原子弹,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现在国力强多了,搞原子弹不成问题,而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刚结束,国家又穷又破,做这么个决策,实在了不起。不过,当时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苏联能援助我们,而且苏联也允诺过援助。所以,当时搞原子弹的政策是:依靠苏联专家培养广大工农出身的子弟来搞原子弹,国家机密要掌握在工农兵手上,不能掌握在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手里!这就是当时的政策!可后来苏联专家一撤退,没什么可依靠了,我们一打报告表示愿意奉献,当然得到领导上的欢迎。
       当时碰到的困难是:我是地下党,虽然资产阶级出身,但还有一段革命的历史。周光召同志虽然也加入了共产党,但一查周光召的出身成分,社会关系极其复杂。他有两个姐姐,都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像周光召这样的出身成分和社会关系能够调来搞原子弹吗?我们虽然打了报告,但也要靠核工业部的领导敢于支持,敢于打破惟成分论。我们大家举荐,周光召政治表现极好,尤其是业务能力极强。所以,最终还是将周光召同志调来参加原子弹的工作。最终大家欣然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毛主席曾经说过,搞一点原子弹,有十年时间我看就有这个可能。从1954年底决策,到1964年10月16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刚好十年。这件事情,本身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要把核武器这么重大的国防任务开拓起来,事情决不是那么简单。别人不会把所有的秘密告诉你。苏联虽然说是援助我们,可原子弹的样品迟迟不到位,就是不给你送来。当时有个保密专家说,他们这个原子弹样品非常了不起,你们可得保密。怎么保密?按他们的要求,盖了个房子作保密仓库。又说我们保密制度不严格,我们按照他的建议,建立了一个保密制度。可建立了保密制度还不够,还需要有警卫部队。有了部队还不够,还需要警犬,就又养了警犬。可还不行,还得有警铃,就又加了警铃。还是不行,按照他们要求,储藏室附近用细黄沙铺起来,人走过的脚印就留下了。每一次都由他们的保密专家来检查保密工作,可是怎么也过不了关。所以,原子弹样品迟迟没有送给我们!后来,我们也知道,大概不会送来了。所以,这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当初,中国和苏联是高唱国际主义的,国际主义里也包含有不国际主义的一面。这是深刻的教训!在此告诉各位,要振兴中国,只有靠中国人自己。朋友往往是暂时的。我们那时候是“中苏友好,国际主义”,后来就认识到了什么是“国际主义”!现在你们年轻的一代,对小日本有好感的大概没有什么人,因为历史上“南京大屠杀”事件印象太深刻了。对美国人或许好一点,但是,科索沃的五枚导弹就为中美友好敲响了一次警钟。
      搞原子弹,要全心全意投入于工作,专心致志地做专业,亦即“做事”和“做学问”。我们那时候高度集中工作,不是八小时工作制,而是一天十二个小时,或者更多是十四个小时。突破氢弹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整天在一起讨论。一大早起来,我就去找于敏同志商量,把自己对氢弹的猜想和对方说了一通。对方说,可以考虑,有一些道理,但也有些想法可能不对,可以再来算一算。这个想法不对,回去再想,明天再讨论。所以,我们整天就在讨论来讨论去,辩论来辩论去。这是一场新的大辩论,是科学技术的大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少不得会冒犯对方,会说些什么“狗屁”之类的昏话,但是,争论完了,彼此仍是高度合作的伙伴。因为谁也不知道氢弹是怎样的。彼此在辩论中提高了自己的水准,最后就找到了氢弹的秘密。
      所以,“做人、做事、做学问”也需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一些人很会做学问,可在做人这一面上也许重视不够,不能团结合作,坦诚相见。你有了本事,“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倒是有可能的。可我要说一句话: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会委托给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人,不会委托给不爱自己祖国的人。在座的同学们,你们钻研科学,钻研技术,毕业以后,希望找个理想的工作,这点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告诉各位,到了工作的时候,永远不是人找工作,而是工作找人。你找到了工作,第一份工作你是不会满意的,人家也不会把最重要的工作交付给你。重要的工作有,但是人家得衡量一下,你这个人是否靠得住,会不会拆了我的台,会不会误了我的事。告诉各位,做负责工作的人永远是这个心态的。所以,不是人找工作,人选工作,而是工作选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真正“立功、立言”的话,首先就要“立德”。你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话,一些重要的事情谁敢请你做?也就是说,在立身行事时,一方面要做好工作,做好学问;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做人”。“做人”最基本的是看你是不是忠实于自己的国家,忠实于自己的人民。如果你这个人靠不住,对人民没有感情,对自己的国家不负责任,人民和国家一定不会把最重要的事情委托给你。我们的经验也是这样的,我也不是一开始就取得国家、人民的信任的,出身不好,所以只能做点边缘工作。但是,由于在关键时刻,我们这些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坚决地站在祖国和广大人民这一边,最终取得了人民的信任。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经验。
      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是我们那一时代的集体协作的结果。这里就有一个个人和集体的关系的问题,这要能正确对待。在参加原子弹、氢弹工作的人群中,有些是贡献较大的人士,如周光召院士、于敏院士等。至于何祚庥却只做了小小的工作。但是,由于我是追随着骏马向前飞跑的一个马尾巴上的“苍蝇”,也就跟上了时代!我们的老师,彭桓武院士曾为原子弹、氢弹的工作做了一付对联:上联是:“日新、日新、日日新”;下联是:“集体、集体、集集体”。如何正确地参加到一个集体中工作,这就是如何“做人”中的重要问题。
      1980年,我这只“附骥尾”的“苍蝇”也随同许多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那时叫学部委员。
4 当院士,就要尽到院士的责任
      当院士,就要尽到院士的责任。国家和人民给了你荣誉,你就要更多地运用你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所以,近十几年来,我曾“广泛关注于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曾就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经济政策、文艺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写出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文章。热情主张发展高清晰度的电视、城市新型有轨电车、快速磁浮列车、西南地区水电开发、雅鲁藏布江调水于大西北、干净的热核发电技术、和平利用核爆炸技术等,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从1995年起,又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参与揭露各种伪科学,伪气功,揭露法轮功。为什么一个科学技术人士,还关注这些似乎是和专业无关的事情?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人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人要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何祚庥应该尽到一份力量。
      最近,我又关注于“中国的能源短缺,石油安全等重大经济技术问题,呼吁大力发展风力发电、大力推进电动自行车、电动小轿车的研究等问题。”
      为什么我会去关注起能源问题?因为中国电力短缺的问题太严重了!2003年,我国GDP增长了9%,但电力却增长了15.6%!可是,电力的猛升,却伴随了大面积的拉闸限电!我们期望,我国到了2020年,GDP能再“翻两番”。那么所需求的能源将如何增长?是“翻两番”,还是“翻一番”?或者需要更快地增长?现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是:2002年,煤炭占66.1%,石油占17.2%,天然气占7.8%,水电核能等其他能源约占8.9%。但是,煤炭的迅猛增长将造成铁路运输的全面紧张,而且我国的优质煤炭资源仅能维持20年使用。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均不足。2003年我国共进口石油1.1亿吨,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大国。我国水能资源虽然占了世界第一位,亦即经济可开发量高达3.9亿千瓦。但即使水能资源全部得到开发,也仍然不能满足未来的需求。这就引起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国将依靠何种能源来实现GDP“翻两番”?最为简单的一种想法,是大力推广种种节能技术。可是,实现节能,有一个转换的周期。今年第一季度,GDP仍以9%的速度高速上涨,而电力却仍以16%速度上升!我国能否在15~16年内,从“高耗能”产业,转变到“低耗能”产业,实属一大疑问!
      最近,我和我的一位学生,电工研究所的王亦楠博士合写了一篇文章,“用风力发电救济‘电荒’”。原因是:风电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不断超越其预期发展速度的能源,1997~2002年全球风电累计装机容量的平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3%,而每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的增长率则更高,平均为35.7%。最近,欧洲风能协会和绿色和平组织签署了《风力12%——关于2020年风电达到世界电力总量的12%的蓝图》的报告,“风力12%的蓝图展示出风力发电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能源,已经成为解决世界能源问题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目前欧洲占全世界风电装机容量的74%,德国为世界风电发展之首。
      发达国家中每年风电装机容量以35.7%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风电技术已相当成熟。目前单机容量500、600、750千瓦的风电机组已达到批量商业化生产的水平,成为世界风力发电的主力机型。更大型、性能更好的机组也不断开发出来。
       在此背景下,近10年来,风电的电价呈快速下降趋势,并且日趋接近燃煤发电的成本。布朗《B模式》一书指出“世界风力发电能力每增加一倍,成本就下降15%。”按照这一规律计算,近几年来的风电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这就意味着每隔30个月左右,成本就会下降15%。
      发达国家中大力发展风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风力资源非常丰富。据估计,全球可再生的风能资源是整个世界预期电力需求的2倍。我国也拥有可供大规模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据初步勘探结果,陆地上可开发的风能资源即达2.53亿千瓦;加上近海全国可开发的风能资源估计在10亿千瓦以上。中国单靠风力发电就能将现有的电力生产翻上一番。
      当前我国的风电产业已经显现经济效益,以内蒙古辉腾锡勒风场为例,在设备几乎全部是进口的条件下,风电场的综合造价已降至7 800元/千瓦以内,生产的风电含税上网电价已降为0.5元/千瓦时,预计6.29年可以收回投资。尽管目前风电电价还比煤电价格高一点,但如果风机实现了国产化,设备价格将下降30%左右,风电场综合造价将下降16%~20%,从而使风电电价下降10%~15%,风电电价将更具有竞争力。
       这就是说,风力发电将是电力行业中最富有市场竞争能力的先进生产力!
5 “做人、做事、做学问”,是终身奋斗的事情,要“活到老,奋斗到老”
      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响当当的“革命者”,可是到了晚年,却成了脱离革命的逃兵,甚而成了革命的敌人。典型的例子是大汉奸汪精卫。汪精卫在年青的时候,曾经是一位著名的革命人士,他曾经去刺杀当时的摄政王,亦即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因刺杀失败而被囚禁在北京的监牢里。那时他做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以抒写他的“革命”豪情。可是到了晚年,汪精卫却成为不齿于中国的大汉奸!那时,在上海有一份《大美晚报》,在《大美晚报》上刊出了一首《改汪精卫诗》:
“当年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
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愧不负少年头!”
      仅仅加上了8个字,一首抒发“革命”豪情的诗,就成为揭露汪精卫汉奸嘴脸的好诗。
      所以,献身于革命,献身于人民,献身于国家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希望广大的同学不仅在年青的时候,下定决心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捍卫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还要长此坚持下去,长此奋斗终生。终身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真正的人!
      以上就是我自身“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一些体会,接下来说说同学们应该怎么办。我觉得首先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如何“做人”,认真讨论讨论“中国会往何处去”, 我们“中国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当今中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场争议;而在座的同学们,你们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还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这个选择正摆在你们的面前。当年,我们这代人是在大辩论中解决这类问题的,所以,这个问题是最好也由你们自己去讨论,自己去解决。中国应该往何处去,自身应该怎么办?在中国即将面临的大发展形势下,在座的同学们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在大学学好各种课程,做好各种准备工作。这一类的问题只有靠你们自己去解决。我今年已77岁,再过几年可能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而你们至少还有四五十年。在这四五十年内,你们怎么样去“做人、做事、做学问”,这个问题只能由你们自己去寻求解答。至于我,只能给你们讲一讲我们当初是怎么走过来的,道路是怎么选择的。至于在座的同学们,你们的路是怎么走,要请你们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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