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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31-1600/Q
ISSN:1004-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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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2006, 18(4): 303-
真正的科学家 真正的爱国者
卢永根
华南农业大学
      我1930年12月2日出生在香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祖籍广东省花县(现为广州市花都区)。兄弟姊妹6人,我排行第四。我父亲出生在乡下,受过私塾教育,16岁才到香港皇仁英文书院(Queen抯 College)读书。大学预科毕业后,在一家英国律师行当高级职员,并与兄弟一起继承和经营祖父遗下的生意,生活小康以上。母亲农村穷苦家庭出身,15岁即由父母包办嫁到卢家,不识字,但为人善良,富同情心,勤俭持家,相夫教子。我父亲一方面受孔孟旧礼教的影响较深,养成行为端正、富正义感、敢做敢为和崇尚俭朴的品德情操,写得一手好书法;另一方面,他又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精通英语。平时对子女管教很严,规定不准打扑克,不准搓麻将,不准跳舞,吃饭时不得谈话,甚至不让看章回小说。他要求子女勤奋刻苦学习,每学期的家庭成绩报告都要亲自过目查阅,子女有错的地方,严加呵斥,甚至鞭打,我对他一直心存敬畏。他喜欢游泳、打网球、看足球赛和西方喜剧电影,常常带我两兄弟参加。父亲给我最大影响是使我勤奋好学,严格自律,处事果断,直言不讳,疾恶如仇,养成勤俭节约,不沾染不良嗜好,烟酒同我无缘。
      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占了香港。日军横行街头,商店几乎全部关门,百业凋零,香港顿时变成了死港。我家的生意被迫停业,父亲也失业了。那时我刚在香港粤华中学附小读六年级。父亲担心坐吃山空,决定身边只留下最小的女儿,其余的五个子女由我的四叔带领,送回花县罗洞村坑尾里老家暂时避难。当时故乡也是沦陷区,罗洞村这个穷乡僻壤,也三天两头有鬼子来围村和洗劫。为了躲避日军的烧杀,我常常跟大人们一道逃到村外过夜。有一次躲站在村外芋头地的沟畦里,沟灌满了水,秋冬季节夜间的水温很低,冷得直打寒颤。我第一次远离父母,第一次离开大城市过农村的清苦生活。每顿饭都是先吃芋头基本填饱肚子后,再吃一点大米饭。平日无鱼无肉,除青菜外,只有一钵由祖母自制的豆瓣儿酱。不过,我很快即适应农村的生活。没有鞋穿,光着脚板走路;光着身子同村童们到河溪去戏水和摸鱼;爬上高高的树上掏鸟窝;冬天跟牧童们骑着黄牛和水牛到山丘上放牧,偷挖人家的番薯烤着吃。在家乡两年多的逃难日子里,使我这个“香港仔”加深了对农村的了解和认识,同情农民,乐于同农民亲近。深刻理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这段期间父亲曾托人捎来他特意亲笔写给我的两句家训:“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在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下,香港居民的民族意识是比较淡薄的。抗日战争爆发后,虽然香港各界也举办过不少抗日救亡活动,但没有切肤之痛。内地许多人逃难到香港,使香港一时成为了“孤岛天堂”。这时,我亲眼看到了日本鬼子的凶残,体味到沦为亡国奴的苦楚,一种忧国忧民和民族自尊的情感油然而生。
      我们兄弟姊妹陆续回到香港后不久,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底,香港光复。国民党政府曾扬言要收回香港,一时间,携带着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官兵,俨然以“抗日功臣”自居,在香港的街头耀武扬威。当时我对“国军”是肃然起敬的,曾用自己节省积攒的零用钱,买了饼干等食品到九龙新界的军营去慰劳“国军”。但是,严酷的现实,“国军”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如一名军官偷了一家印度丝绸商店的一块绸布被当场抓住,士兵到戏院看电影不买票入场被拦阻后大打出手,一些国民党“接收大员”贪污舞弊变成了“劫收大员”,这些丑闻在报纸上曝光后,很快就使我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战后我要继续升学,究竟进英文书院还是进中文书院,选择摆在我的面前。父亲当然是希望我入英文书院,但由于我的民族意识觉醒,我不愿意入英文书院接受“奴化教育”。他没有勉强我,我考入了香港岭英中学。在这里我结了一位思想进步的语文教师,他介绍我转学到新开办的香港培侨中学。
      1946年到1949年,在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中的三年,是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也是我从一个青少年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这时正值内地进行解放战争期间,国内许多民主进步人士因摆脱国民党迫害而纷纷移居香港,一时,香港云集了许多知名人士。他们创办了各种民主进步书刊和书店,宣传中共的主张和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培侨中学是一所爱国的进步学校,爱国和民主思想很活跃,师生中有不少进步分子,其中一些是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北撤后复员的人员。他们接近我,介绍我阅读进步书籍,邀请我出席一些进步团体举办的时事报告会。我听过郭沫若、茅盾和乔木(乔冠华)等的讲演,他们令人折服的论据给我指明了方向,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希望。使我的心灵受到最大震撼的,是一次到九龙青山香港达德学院出席控诉国民党迫害国内爱国青年学生罪行的大会,会上还沉痛地悼念被杀害的浙江大学农学院学生于子三烈士。听到血泪的控诉和慷慨激昂的发言,响彻整个会场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我的血液在沸腾,我激动得流泪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对祖国的命运我能袖手旁观吗?不推翻国民党的反动政权,读再多的书也没用。经过多次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深思熟虑,我决心放弃安逸生活,不惜中途辍学,不怕坐牢、杀头,做一名革命者。这时,大概地下党组织也觉察到我的思想变化,找人同我谈心,启发我参加组织的要求。瞒着家庭和亲友,1947年12月,我秘密加入党的外围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随后在1949年8月又参加了地下中国共产党。
      快要高中毕业,党组织告知我面临三个去向:一是回内地打游击(那时华南已开辟了广阔的游击区);二是继续留港升学或工作;三是回内地升学。我的联系人陈文靖同志通知我,党组织最后决定我回广州岭南大学升学,迎接广州解放。
      岭南大学是一所著名的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私立教会大学,收费昂贵,学生多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子弟。校园环境优美,仪器设备精良,特别是理学院,有不少美国教授任课,学校普遍用英语讲授。同国民党的公立大学相比,政治和学术气氛都比较民主、自由,教学管理制度基本上沿用美国大学那一套。我在农学院农艺系学习了三年,到1952年11月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农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合并为华南农学院,我成为农学系农学专业的四年级学生。在岭大的三年学习中,虽然我各门功课的考试成绩都是优良的,但主要还是“应付式”的学习。岭大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格,每门课程都有不少测验(quiz),再有期终考试(final)。每周都安排有几次测验,因此功课压力很大。在岭大期间我担任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青年团总支书记,当时学校的进步力量主要集中在学生。广州解放初期许多社会改革和政治运动(如扫荡地下钱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控诉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和参加军干校等)都依靠和发动大学生参加。全校的重大事情都得研究,中共广州市委的许多决定都要通过我们贯彻执行。到广州出席会议很多,工作很忙,既要上课,又要应付考试,是很不容易的。可幸那时政治热情高,又年轻力壮,不用午休,每晚深夜才睡觉,不知疲倦似的,背着挎包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应该说,在岭大三年业务上是打下了不错的基础的,但尚未对哪个领域产生特别兴趣。这段时期使我在政治敏感性、组织能力、工作魄力和驾驭全局能力等方面都得到很好的锻炼。
      1953年8月,从华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当时大学毕业生都服从国家统一分配,都主动争取到最艰苦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到海南岛发展橡胶。广州团市委也想把我调去当学生工作部部长,但组织上最终决定让我留校工作,分配我担任作物遗传育种学的助教。在高校当专业课教师,既要教学,又要从事科研,我成为了科教工作者。从我大学毕业后算起,我从事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工作已有50余年。在科教生涯中,对我影响至深的有好几件事。1955年至1957年教育部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作物遗传育种进修班,聘请苏联专家讲课,由全国各农业院校派年轻教师参加,为期两年,我有幸被学校选派。当时正大力提倡学习苏联,学习“先进的”米丘林遗传学,批判“反动的”、“唯心的”摩尔根遗传学。此时北农大有两位全国知名、坚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和“屡批不改”的教授,一位是杂交玉米育种专家李竞雄;另一位是植物多倍体专家鲍文奎。夏季每天早上都看到李教授身穿白色的工作围裙,带着镊子、剪刀、纸牌和纸袋,一个人孤独地默默地在玉米试验地上去雄、授粉和套袋,竟没有人理睬他和协助他,他的敬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我是进修班的班长,我们决定请李、鲍两位教授给我们上专题课。他们都鲜明地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讲述的内容十分充实和令人信服。鲍先生给我影响最深的有三点,他提出:(1)试验材料必须是遗传上纯合的,能真实遗传的;(2)试验对照必须是严密和客观的;(3)试验数据必须是有代表性和可靠的,应经过数理分析判断。这些观点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以这些观点来考察当时《苏联农业科学》上刊登的许多文章,试验个体少,试验材料不可靠,对照不严密,数据只得平均数,是不科学和不能令人信服的,这使我对植物无性杂种产生怀疑。当时全国范围宣传米丘林遗传学的风很劲,我没有正面提出过反对意见。我只是说过,对作物的引种和栽培,米丘林学说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摩尔根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才是作物育种工作的理论基础。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我曾在北农大“整风”座谈会上讲过的这些话的记录,被作为“右派”言论给“揭露”出来和转回原单位的党委了。同事们批判我“反对学习苏联”,是“披着米丘林的外衣,干着反动的唯心的摩尔根的勾当”。我那年才是26岁的青年助教,却成为了全校大批判的“靶子”。最后给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没有把我划为右派分子算是幸运的。到1962年才给我“甄别平反”,但我没有好好“接受教训”而改弦易辙,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文革”中又再次遭到批判和大字报“围攻”。最后的实践证明,李、鲍两位教授是正确的,他们在科学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1980年双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院士)。反观某些紧跟米丘林遗传学因而显赫一时的“学者”,最终却一事无成。历史是无情的,使我认识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讲诚实、正直,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独立思考,不赶浪头。政治同科学是有联系的,但科学毕竟不等同于政治。学术上和科学上的是非问题只能由专家学者通过实验、自由讨论以至辩论来解决,行政决不应进行干预。
      丁颖院士是对我成才和毕生从事水稻研究起决定作用的老师。1952年11月院系调整后,我才认识丁老师。我听过他讲的专业补充课,主要内容是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中国稻作区域划分,他慈祥的面孔和渊博的学识,深深把我吸引住了,使我开始对水稻产生了兴趣。1961年8月,中央决定为老专家配备科研助手,他挑选了我。从此,我在水稻遗传育种研究领域走上了“不归路”。直到1964年10月他在北京逝世前,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跟他出差各地,跑遍了全国的稻区,亲聆他的许多教诲,从他身上得到了许多教益:一是他具有火一般的学习热情。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对自己的成就永不满足。二是他淡泊明志,勤恳敬业。生活俭朴,学农爱农,献身农业,除了一大堆书籍,身后什么财物都没有留下。三是他一丝不苟,虚怀若谷。每一篇论文发表前,总要反复修改,逐字推敲,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努力效法。
      我在高等学校已工作了50余年,既教书,又从事科学研究。回顾几十年的科教生涯,有几点体会:
      第一,要把教学科研工作看作是一种事业。当教师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终身奋斗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业”不等同于“职业”,不仅是解决吃饭的问题。既然是事业就得有执着的追求,产生责任感、荣誉感和满足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个时期教授的社会地位不高,生活待遇低下。我选择了教师的职业无怨无悔,从来没有看不起自己是一名知识分子,也从来没有想过改行。看到别人高升了或“发”起来了,我既不羡慕,也不“眼红”。1987年我有机会上调中央担任副部长级的职务,但我坚决地、恳切地推辞了,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水稻研究事业。
      第二,教师和科学工作者的魅力在于人格力量。榜样是无声的命令,作为一名教师,他必须作学生的表率,要“为人师表”就是这个道理。我要求学生做到的,首先要自己做到。我要求年轻人勤奋,自己首先要勤奋。双休日和假期照常工作,已成为我的实验室的不成文规矩。只要不出差,双休日我也照常回实验室工作。我要求学生守时,自己就得首先守时。我一定提早5分钟到会,如临时因事迟到,一定作自我批评并表示歉意。
      第三,教师和科学工作者也要讲政治。我是从事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因此,不可能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学习政治理论。但是,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科学工作者不能只埋头业务而不问政治。我所理解的政治就是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推动自己工作的动力。一个科学工作者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就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趋炎附势,敢讲真话,不讲过头话,不讲违心话,不做违心事,绝不能跟风。
      第四,要淡泊名利。在当前实行市场经济中,在一些教师和科学工作中滋长了争名夺利的思想。只要牵涉到个人名利,就“寸土必争”,在论文和科研成果的排名上也“寸土不让”。更有甚者,为了图虚名,不惜弄虚作假或剽窃别人成果,这不仅导致个人身败名裂,而且对年轻人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我认为名利不应是科学研究的目的,科学工作者不应名利思想过重,我主张淡泊名利。真正的“名”不是自封、不是伸手要来,也不是通过媒体炒作而来的,“名”是人民给的,是大家公认的,可遇而不可求。淡泊名利就能心理平衡,沉得住气,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和躁动。不搞一窝蜂,不争抢头功。
      第五,要不断努力学习。当今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不努力学习就会落伍。如果知识陈旧、老化,教学和科研工作就很难有所创新。我是比较注意学习的,从书本中学,从群众中学,从实践中学,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不光读专业书,也读文学、历史、地理的书。读报时看到一个地名不知道的,马上翻阅地图,看到一个不认识的英文生词,马上记下来查阅字典。出差候机或在旅途中,是我抓紧时间阅读“非专业读物”的好机会。
      年逾古稀,我早已进入老年人的行列。我愿意以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的教导作为人生的取向。虽然岁月不饶人,我已注意从饮食、起居、心态和运动等方面来延缓体能的衰老过程。我的青春年华已经献给党的科教事业,我准备把晚年继续献给这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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